644年

644年是指中国纪年644年,唐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贞观十八年。

太宗准备攻高丽

贞观十七年(六四三)九月,新罗因百济曾夺取它的四十多座城,与高丽连兵阻绝百济通唐的道路,百济派使向唐求援。太宗派司农丞相里玄奖带信到高丽,告诫高丽停止进攻百济,否则来年将出兵攻之。贞观十八年(六四四)正月,相里玄奖到达平壤,告诫高丽莫离支不听。相里玄奖回唐禀告。太宗决意发兵攻高丽,褚遂良极力谏止,太宗不从。七月,太宗命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运军粮;又发幽州营州二都督发州兵以及契丹、奚;、部众出击辽东作为试探;以韦挺为馈运使,节度河北各州;命萧锐运河南诸州粮食从海道进发。九月,莫离支遣使入贡,太宗不受,并将使者拘留。十一月,以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兵四万,战舰五百艘由海路前往平壤,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骑兵步兵六万人前往辽东,海陆并进击高丽。并要求新罗、百济、奚、契丹分路发兵。

太宗亲征高丽

贞观十八年(六四四)十一月,太宗诏谕天下,言攻高丽有五种有利条件:“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待劳,五曰以悦当怨。”次年正月,太宗亲统诸军自洛阳北上定州(今河北定县),留太子治监国,为洛阳宫留守。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下贞观十八年(甲辰,公元六四四年)

春,正月,乙未,车驾幸钟官城;庚子,幸县;壬寅,幸骊山温汤。

相里玄奖至平壤,莫离支已将兵击新罗,破其两城,高丽王使召之,乃还。玄奖谕使勿攻新罗,莫离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罗乘衅侵我地五百里,自非归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奖曰:“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莫离支竟不从。

二月,乙巳朔,玄奖还,且言其状。上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谏议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犹可也。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李世曰:“间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征谏而止,使至今为患。向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诚征之失,朕寻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谋故也。”

上欲自征高丽褚遂良上疏,以为:“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二、三猛将将四五万众,仗陛下威灵,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馀屏,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汤之全,逾辽海之险,以天下之君,轻行远举,皆愚臣之所甚忧也。”上不听。时群臣多谏征高丽者,上曰:“八尧、九舜,不能冬种,野夫、童子,春种而生,得时故也。夫天有其时,人有其功。盖苏文陵上虐下,民延颈待救,此正高丽可亡之时也。议者纷纭,但不见此耳。”

己酉,上幸灵口;乙卯,还宫。

三月,辛卯,以左卫将军薛万彻守石卫大将军。上尝谓侍臣曰:“于今名将,惟世、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

夏,四月,上御两仪殿,皇太子侍。上谓群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闻之乎?”司徒无忌曰:“太子虽不出宫门,天下无不钦仰圣德。”上曰:“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御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子如狼,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无忌对曰:“陛下神武,乃拨乱之才,太子仁恕,实守文之德;趣尚虽异,各当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苍生者也。

辛亥,上幸九成宫。壬子,至太平宫,谓侍臣曰:“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今朕欲自闻其失,诸公其直言无隐。”长孙无忌等皆曰:“陛下无失。”刘洎曰:“顷有上书不称旨者,陛下皆面加穷诘,无不惭惧而退,恐非所以广言路。马周曰:“陛下比来赏罚,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见其失。”上皆纳之。

上好文学而辩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刘洎上书谏曰:“帝王之与凡庶,圣哲之与庸愚,上下相悬,拟伦斯绝。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以极卑而对至尊,徒思自强,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颜,凝旒以听其言,虚襟以纳其说,犹恐群下未敢对扬;况动神机,纵天辩,饰辞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议,欲令凡庶何阶应答!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至如秦政强辩,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才,亏从望于虚说。此才辩之累,较然可知矣。”上飞白答之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致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己未,至显仁宫。

上将征高丽,秋,七月,辛卯,敕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甲午,下诏遣营州都督张俭等帅幽、营二都督兵及契丹、奚、先击辽东以观其势。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师副之,自河北诸州皆受挺节度,听以便宜从事。又命太仆卿萧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锐,之子也。

八月,壬子,上谓司徒无忌等曰:“人若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上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上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必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甲子,上还京师。

丁卯,以散骑常侍刘洎侍中,行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令,太子左庶子中书侍郎马周守中书令。

文本既拜,还家,有忧色。母问其故,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宾有来贺者,文本曰:“今受吊,不受贺也。”

文本弟文昭为校书郎,喜宾客,上闻之不悦;尝从容谓文本曰:“卿弟过尔交结,恐为卿累;朕欲出为外官,何如?”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钟爱,未尝信宿离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悴,倘无元此弟,亦无老母矣。”因欷呜咽。上愍其意而止,惟召文昭严戒之,亦卒无过。九月,以谏议大夫褚遂良黄门侍郎,参预朝政。

焉耆贰于西突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朝贡多阙;安西都护郭孝恪请讨之。诏以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帅步骑三千出银山道以击之。全焉耆王弟颉鼻兄弟三人至西州,孝恪以颉鼻弟栗婆准为乡导。焉耆城四面皆水,恃险而不设备,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命将士浮水而渡,比晓,登城,执其王突骑支,获首虏七千级,留栗婆准摄国事而还。孝恪去三日,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执栗婆准,以劲骑五千,追孝恪至银山,孝恪还击,破之,追奔数十里。

辛卯,上谓侍臣曰:“孝恪近奏称八月十一日往击焉耆,二十日应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计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毕,驿骑至。

西突厥处那啜使其吐屯摄焉耆,遣使入贡。上数之曰:“我发兵击得焉耆,汝何人而据之!”吐屯惧,返其国。焉耆立栗婆准从父兄薛婆阿那支为王,仍附于处那啜。

乙未,鸿胪奏“高丽莫离支贡白金。”褚遂良曰:“莫离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将讨之而纳其金,此郜鼎之类也,臣谓不可受。”上从之。上谓高丽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离支弑逆,汝曹不能复仇,今更为之游说以欺大国,罪孰大焉!”悉以属大理。

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甲寅,车驾行幸洛阳,以房玄龄留守京师,右卫大将军工部尚书李大亮副之。

郭孝恪锁焉耆王突骑支及其妻子诣行在,敕宥之。丁巳,上谓太子曰:“焉耆王不求贤辅,不用忠谋,自取灭亡,系颈束手,漂摇万里;人以此思惧,则惧可知矣。”

己巳,畋于渑池之天池;十一月,壬申,至洛阳。

前宜州刺史郑元,已致仕,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召诣行在;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

张俭等值辽水涨,久不得济,上以为畏懦,召俭诣洛阳。至,具陈山川险易,水草美恶;上悦。

上闻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问方略,嘉其才敏,劳勉之,曰:“卿有将相之器,朕方将任使。”名振失不拜谢,上试责怒,以观其所为,曰:“山东鄙夫,得一刺史,以为富贵极邪!敢于天子之侧,言语粗疏;又复不拜!”名振谢曰:“疏野之臣,未尝亲奉圣问,适方心思所对,故忘拜耳。”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上乃叹曰:“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馀年,每见朕谴责馀人,颜色无主。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曾无震慑,辞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

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庚子,诸军大集于幽州,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督众工造梯冲于安萝山。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上皆亲加损益,取其便易。又手诏谕天下,以“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所过营顿,无为劳费。”且言:“昔隋炀帝残暴其下,高丽王仁爱其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敌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布告元元,勿为疑惧!”于是凡顿舍供费之县,减者太半。

十二月,辛丑,武阳懿公李大亮卒于长安,遗表请罢高丽之师。家馀米五斛,布三十匹。亲戚早孤为大亮所养,丧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壬寅,故太子承乾卒于黔州,上为之废朝,葬以国公礼。

甲寅,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初,上遣突厥俟利可汗北渡河,薛延陀直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动,意甚恶之,豫蓄轻骑于漠北,欲击之。上遣使戒敕无得相攻。真珠可汗对曰:“至尊有命,安敢不从!然突厥翻覆难期,当其未破之时,岁犯中国,杀人以千万计。臣以为至尊克之,当剪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乃反养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结社率竟反。此属兽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请为至尊诛之。”自是数相攻。

俟利之北渡也,有众十万,胜兵四万人,俟利不能抚御,众不惬服。戊午,悉弃俟利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以为:“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非戎狄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顾谓褚遂良曰:“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俟利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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