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础(介绍解释)

柱础是中国建筑构件一种,俗称磉盘,或柱础石,它是承受屋柱压力的垫基石,凡是木架结构的房屋,可谓柱柱皆有,缺一不可。古代中国人民为使落地屋柱不使潮湿腐烂,在柱脚上添上一块石墩,就使柱脚与地坪隔离,起到绝对的防潮作用;同时,又加强柱基的承压力。因此,对础石的使用均十分重视。

承柱的础石;柱下的基础。墨子书中记载:「山云蒸,柱础润」。据宋营造法式第三卷所载:「柱础,其名有六,一曰础,二曰,三曰舄,四曰踬,五曰,六曰磉,今谓之石碇」。而在本省则称之为「柱仔珠」、「石珠」、「柱珠」等。最早的柱子应是直接「种」于地下,但为了防止柱子的移动下沉,便在柱脚的部位置一块大石头,使柱身的承载重量能均匀分布于较大面积上。后来发现埋在地下的木柱容易潮腐烂,因此便把石块提升至地面上,可免除柱础的腐蚀或碰损。在柱子底下承受压力的部分叫「础」,而在础与柱子之间常有「踬」的放置,以隔断毛细现象向柱子渗入的气,并且能于损坏时随时抽换。但我们一般所通称的「柱础」即包括以上两者。 [1]

柱础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一、在柱下铺垫卵石,不露明;二、让础石上升到地面来,成为整个立柱的外观形象部分,但没有装饰;三、在础石上再安装柱座,础石周围加以精雕细刻进行装饰。

先秦时期大多用卵石做柱础。秦代已有方达1.4米整石巨柱础。到了汉代柱础有类似覆盆式,也有反斗式,但样式极为简朴。至六朝佛教大昌艺术上增加了新动力,覆盆式已普遍,又有了人物、狮兽、莲瓣样式的柱础。从大同出土的北魏太和八年司马金龙墓中的柱础看,当时石雕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其雕刻手法一改秦汉粗犷的风格,显现的是精美细致、玲珑清新。唐代雕有莲瓣的覆盆式柱础最为流行。宋代对柱础形制已有具体规定,《营造法式》中这样写道:“造柱础之制,其方倍柱之径,谓柱径二尺即础方四尺之类。方一尺四寸以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以上者,厚减方之半;方四尺以上者,以厚三尺为率。”关于柱础的雕饰,宋《营造法式》也有说明:“其所造花纹制度有十一品:一曰海石棉花;二曰宝相花;三曰牡丹花;四曰蕙草;五曰方文;六曰水浪;七曰宝山;八曰宝阶;九曰铺地莲花;十曰仰覆莲花;十一曰宝装莲花。或于花纹之间,间以龙、凤、狮兽以及化生之类者,随其所宜分布用之”。 到了明清,柱础的形制和雕饰更加丰富,制作工艺已达到极高水平。却多了些繁缛及程式化,少了些气势和精神。形制除上述外还有鼓形、瓶形、兽形、六面锤形等多种。雕饰图案以龙凤云水为母题,或以百狮飞鹤为主体,结合宗教装饰图案的佛家八宝(法轮、法螺、白盖、莲花、盘长、宝瓶、宝伞、金鱼);民间八宝(宝珠、古钱、玉磬、犀角、珊瑚、灵芝、银锭、方胜);道家八宝(鱼鼓、玉笛、宝剑、葫芦、药篮、紫板、芭蕉、荷花)以及花鸟虫等。另外还有琴棋书画,麒麟送子、狮子滚绣球、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等数百种之多。雕刻手法上善于把高浮雕、浅浮雕、透雕与圆雕相结合,装饰性与写实性相比衬,使装饰作用与独立欣赏价值相统一,充分体现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展现出了屋主人的情操和愿望。 [1]

六朝之后,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建筑与佛教艺术开始融合。例如在山西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柱础上,已凋有覆盆莲花及盘龙、人等复杂之纹饰。因此,自东汉佛教东传之后,佛教的装饰艺术对往后柱础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莲瓣的装饰,被广泛地运用于柱础。古代的莲瓣柱础多作覆盆式的铺地莲花,其莲瓣较为写实且富变化。这种类似佛教「莲花座」的古式覆盆莲花造形,即是宋代所谓的「宝装莲华」在鹿港龙山寺山门的柱础,尚可见到。台湾庙宇中常见的莲瓣形柱础,其造形已不同古制,并有束腰及底座的产生,在上端凸出的肚部作莲瓣凋饰,其莲瓣以圆弧收齐上下唇缘,而呈现上下对称的长椭圆形。整体造形类似南瓜,所以又称为「南瓜形柱础」或「瓜瓣形柱础」。唐代的柱础依壁画及石刻上所见,仍以覆盆莲花式的为主,但莲瓣较六朝初期的略为肥短。宋代,柱与柱础的装饰益形细致,佛教装饰除与本土建筑融合外,并开创出成熟的风格。在宋营造法式中,对柱础的纹饰,即载有:海石榴花、牡丹花、宝相花、铺地莲花、仰覆莲花、蕙草、龙风纹、狮兽及化生之类等,这些纹饰即是大多受了佛教艺术之影响。此外,营造法式第三卷中,对柱础的形式、比例及装饰手法更有详细的说明:造柱础之制,其方倍柱之径,方一尺四寸以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以上者,厚减方之半;方四尺以上者,以厚三尺为率。若造覆盆,每方一尺覆盆高一寸,每覆盆高一寸盆,唇厚一分;如仰覆莲花,其高加覆盆一倍,如素平及覆盆,用减地平,压地隐起华,剔地起突,亦有施减地平及压地隐起莲瓣上者,谓之宝装莲华。 [1]

宋朝柱础的式样变化更多,雕刻也更加纤细,但仍以莲花瓣覆盆式为主要的通行式样。由于一般中国建筑曾经倾向于复杂和多变而华丽,这种风气随即受官方注意和反对,故宋代即有「非宫室寺观,毋得凋镂柱础」的规例,所以柱础凋刻发展则开始着重在宫室及寺庙方面。至于元代,因其民族性格,所以柱础喜用简洁的素覆盆,不加凋饰。明清时则在元的基础上,以简化、单纯的形式稍作凋饰,但图桉则崇尚简朴。于柱础的形状上,圆柱形、圆鼓形及上宽下窄、肩部凸出的「变体」圆鼓形,均为清代早期的流行风格。

圆柱形通常表面平素不施纹饰,圆鼓形及「变体」圆鼓形则造型古拙,凋饰典雅。此外,官式建筑多采用薄如镜面的石础,称为「古镜式」。但一般民间,尤其是南方则显着不同,一方面就地理环境而言,因多雨潮,故常采用较高的鼓状柱础;另一方面,在人文背景上较崇尚华丽凋饰,所以柱础的变化较多;且地处偏远,政令鞭长莫及,故发展较为自由。而台湾因为居南方庙宇建筑乃属于闽、粤的南方系统,加上融入的道教思想、民间信仰及反应风土民情与时代背景的各种装饰题材,并在民族个性的影响下,有具象的写实纹饰、有抽象的图桉装饰。这些装饰题材的背后,都蕴涵着丰富的象征意义。

综观上述柱础的发展,自殷墟出土的简单柱础,经历了外来佛教艺术的影响,而发展到清代的古镜式柱础,可谓柱础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由简朴而华丽。

早期的形式以圆柱形及圆鼓形为主,表面施以简单的花纹或线条等浅浮凋的装饰,显得朴素澹雅。中期的柱础,其形式则有变化,外形较早期的为高;道光之后,圆鼓形的柱础已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下手部已有明显的内缩形式,整个造形显得细高秀挺。晚期的柱础,形式变化丰富,有扁圆形、莲瓣形、方形等。

光绪之后,莲瓣形柱础已成主流,而且此时外形已可明显的区分为顶、肚、腰、脚等四部分。在上段的础肚,常施以图纹凋饰,纹饰的变化也较以往丰富,题材更加多样化,有花鸟、动物、吉祥图桉及反映风土民情的内容等,凋饰华丽,凋工精巧,但有流于繁琐之感。另外,柱础形式的发展还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单层式柱础,有鼓式、覆盆式、铺地莲花式、兽式等;另一类是多层式柱础,是由二种以上不同形式的单层式柱础重叠而成。 [1]

其一是将柱身集中的荷载布于地上较大的面积;其二石柱础既可防潮,且高出地面,可免柱脚腐蚀或碰损。由于柱础很接近人们的视线,往往成为艺术家施展技艺的好地方,于是就有了随朝代变化而变化的多种形制和雕饰,成为我国石雕艺术的一大门类。柱础虽因机能上的需求而产生,但当其发展成熟后,也逐渐形成了柱子的收头,使单调平直的柱身,产生视觉上之变化,兼具有装饰之功能。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即使是石柱也运用了柱础做为装饰,所以其在装饰上的作用已大于机能上之需求。

为了坚固耐用并能隔断湿气,柱础大多以石制为主。早期亦有以横纹的木块为材料者,今鹿港三山国王庙还保留二个木制的柱础。石制柱础的应用甚早,安阳殷墟出土的石础,可能是现今所见最早的柱础,础上已有动人的雕刻,刻下部抱膝的人像装饰,础背有槽,侧有卯,可见是将柱脚插于础石之上。南朝时亦有铜之使用,在战国策中有:「智作攻赵襄子,襄子之晋阳,谓张孟谈曰:『吾城郭完,仓廪实,铜少耐何?』孟谈曰:『臣闻董安于之治晋阳,公之室皆以黄铜为柱础,请发而用之,则有馀铜矣』」。到了汉朝(例:山东肥城孝堂山祠堂石柱)石柱钢已完全为石础取代。在汉代的石刻画像上可以看到当时柱础的式样有类似栌斗倒置的形式,也有作多层及类似覆盆的样式;其上凋有细密的花纹,而其凋刻的手法则类似于宋代的「减地平」的线刻表现。 [1]

柱础石是古代中国建筑石构件的一种,俗称磉盘。就是柱子下面所安放的基石,是承受屋柱压力的奠基石,在中国传统砖木结构建筑中用以负荷和防潮,对防止建筑物蹋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鼓型、瓜型、花瓶型、宫灯型、六锤型、须弥座型等多种式样。据宋《营造法式》第三卷记载:“柱础,其名有六,一曰础,二曰,三曰舄,四曰踬,五曰,六曰磉,今谓之石碇。”柱础是承受房屋立柱压力的垫基石,古代人为使落地立柱不受潮湿而腐烂,在柱脚上垫一块石墩,使柱脚与地坪隔离,起到相对的防潮作用。凡木架结构的房屋,柱柱皆有,缺一不可。同时,又加强柱基的承压力。因此,古代对础石的使用十分重视。柱础造型的演变,从另一侧面反映古代中国建筑装饰艺术的发展一个缩影,是中国几千年建筑艺术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闪光点。柱础石的出现要比柱晚大约五千年左右。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认为安阳出土的殷商时期房屋遗址发掘的天然卵石“当系我国最古础石之遗例”。安阳殷商房屋遗址距今也不过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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