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中华民国时期革命家)

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号渔父,湖南省常德市桃源人,中国“宪政之父”。1902年考入武昌普通中款学堂,常议论时政,萌生了“实行革命,推翻帝制”的思想,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1904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1904年因长沙起义失败,前往日本,入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西方政治。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1911年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在武昌成立,宋教仁致力于建设民主共和政权,大力宣传革命宗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1912年8月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希望在将来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能争取多数席位,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到处演说。1913年2月国会选举接近尾声,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1913年3月袁世凯惶恐不安,策划构陷宋教仁,未果之下,指使洪述祖派刺客在上海火车站将宋教仁暗杀。 [1-2]

宋教仁为民主共和国捐躯,举国恸悼,孙中山先生为宋教仁撰写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宋教仁一生坚守的民主宪政,是反对专制统治的有力武器。宋教仁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他的宪政思想和献身精神,在中华民族追求民主的斗争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4]

光绪八年(1882年),宋教仁出生在湖南常德市桃源。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岁的宋教仁进入私塾读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7岁的宋教仁升入桃源漳江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并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 [5]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结识黄兴,成为挚友,不满清政府统治,倾向革命。11月4日,偕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共同成立华兴会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同年12月13日,宋教仁抵达日本。后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入读日本法政大学;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曾一度回中国,企图在东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期间,根据其侦探结果编纂《间岛问题》一书,为清政府日后保护图们江间岛地区做了有力证据。 [6]

宣统二年(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

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他亲自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极发展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

1904年11月,宋教仁东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在留日期间,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特别感兴趣,广泛地阅读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他还翻译了各种文稿,有《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等等。宋教仁从这些翻译工作中,系统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有利于他深入地研究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这对他后来从事党政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7]

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2月15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家中。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中山并没有与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密电协商,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1913年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更加明确地撇开孙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 [8]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袁世凯惶恐不安,策划构陷宋教仁,未果之下,在1913年3月20日指使洪述祖派刺客武士英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他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最后希望袁世凯能够竭力保障民权,自己则虽死犹生。

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亡,年仅31岁。身故后,范鸿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9]

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他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

主张原因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目的就是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 。有论者认为孙宋二人向来不睦,宋不愿看到孙任总统后大权独揽,而坚持责任内阁制而对其进行掣肘。但是,从当时的情形看,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着防范袁世凯的意图。因为当时革命党高层已经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要拱手让与袁世凯。宋教仁对袁世凯素无好感,不相信袁世凯真心赞成民主共和,而当时革命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实行责任内阁制,使“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 当时,举袁世凯为总统几乎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若实行总统制,政权则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若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将集中于内阁,革命党人还有机会通过议会竞选来控制内阁。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他曾说:“现在组织临时政府,肇造共和政体,要不是由我们党人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革故鼎新,就不足以谈政治的改革。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那里可以跟他们谈革命,讲民主?‘以涂附涂,未见其有济也’。我认为组织政府之初,应该全用革命党员,不用旧官僚。” 宋教仁深知,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权,必须保证革命党人在政府中的绝对领导权。可是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各省有很多在旧官僚、立宪派人的控制之下。对此宋教仁很不甘心,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初期,他还采取措施试图削弱黎元洪的影响。他希望凭借责任内阁制,将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牢牢掌握在革命党手中。

公开阐释

宋教仁开始公开地有针对性地抨击时政和阐释他的政治观点,应当始自1905年。由此至武昌起义爆发,他先在日本留学,后归国任《民立报》主笔,公开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时政,分析国际形势。其时清政府正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预备立宪”,在不危及当权者统治权的前提下进行小心翼翼的改革。这些政治革新走的是维新派改良派的路线,客观看来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已经系统化学习过西方政治理念的宋教仁看来,这些小脚女人似的改革与其说是向西方学习,不如说是清政府拿西方人的政治工具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揭开清廷立宪“虚假的面纱”。

清政府初有立宪之议,宋教仁便明确指出,清廷不可能真正搞立宪。因为立宪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国民权利义务平等是清廷无法做到的。清朝定制,汉人都要缴纳地丁粮,而满人非但没有纳税负担,反而由政府以地丁粮供养他们,这怎么能做到义务平等呢?清朝的另一个定制是政府官吏基本上满汉平均,有的部门甚至为全部为满人所操纵,而全国人口满人只占汉人二百分之一,这怎么能做到权利平等呢?因此,在这种满汉极端不平等的情况下,清廷决不能实行立宪,即使实行也是假货。

1911年4月,宋教仁到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时,起草了大量的文告和法律文件,即欲把所学的西方各种政治制度付诸实践。今天我们已无从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了,但在宋教仁不久后所写的《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一文中可以看到他政治理想的第一次比较具体而完整的表述:“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 同年8月,英国上院多数通过“国会法案”,上院基本失去了对法案的否决权,英国贵族进一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沿续数百年的两院制最终转变为实质上的一院制,实为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宋教仁随即在《英国之国会革命》一文中论道,英国作为君主立宪的母国,也在逐步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化,难道还不能看出世界政治转向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吗? 可以看出,这时的他已坚信君主制势将被民主共和政制取代。

在宋教仁政治理念中,无疑是溶入了这种议会至上和内阁负责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 “国势之盛衰强弱,全视其运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为准,而内阁则尤众机关之总汇,行政之首脑也。” 他认为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制约,才算是理想的政体模式。内阁制在总统和总理之间的职责权限上进行了制度化的规范制约,而不是指向当总统的某个人和当总理的某个人。他坚信责任内阁制必将导致良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

宋教仁作为清末民初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不仅在政治上多有建树,且于经济领域亦不乏见地,其中,均势外债方面的识见就是重要体现。

主张原因

宋教仁对于外债并不排斥,他曾言道:“盖以吾国今日之状况论之,资本缺乏,产业幼稚,国民经济枯槁之现象,已达于极致。各国投资贷款之来,虽由于其经济的侵略政策,而吾苟能谙于管理之法,使用之途,与夫一切关于财政之准备,亦未尝不可利用之,中国外债仅十六万万,视各国为最少,此事并无损国家主权。民国将来不但本年须借债,从此六七年中均不可免。此时先逐算每年应借若干,作何用途然后渐次整备,亦不难利用外债以强国。” [7]

宋教仁之所以提出均势外债主张,与当时的形势息息相关。清末的中国,列强之间已然形成连鸡之势,这为中国推行均势外债政策提供了机会,“彼等之争先恐后而来投资或贷款者,既非一国,而其间又往往有互相疑忌争夺之事,则苟有一国垄断其利,而破坏各国均势之局者,其他各国必不能默尔而息,此亦势之所不得不然者。有此连鸡之势,互相牵制,此正吾国善有以自处之一机会也;不特有以自处而已,更宜进而为牵制各国之动力,使各国不得不成连鸡之势,以长久维持均势之局,此尤为吾国今日外交之要诀,而借债亦当如是者也” [7]

公开阐释

宋教仁的对于均势外债观是这样解释的:“所谓均势者,非各国在满洲之均势,乃言各国在中国全土所得之现在势力约略相当,且以维持不变相约,以保其平均也”。宋教仁对外债问题关注三点:一是管理,二是用途(目的),三是选定债权国(均势)。三者之中,均势乃其中的重中之重。“夫吾人非反对借外债者也,且极主张借外债者也,惟以管理债款之方法,使用债款之目的,与夫选定债权国之政策,皆非审慎周详,以研究其真正利害,而后逐绪行之不可。而现政府皆不足以语此,故素昔不敢主张现政府之借外债,今则已矣。彼竟借最危险之外债矣,其管理方法,使用目的,已足病国,固不俟论,而其最可恶者,则选定债权国政策,直是全昧于国际形势,开门揖盗,以断送四百余州之运命,故吾国人不可不深恶痛绝之也。” [7]

宋教仁是一位颇有争议的清末民初时期的政治人物。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投身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建设,并从中传播西方政党观念,组建政党,推行政党政治,虽在民初过分注重议会竞选,却也不可藉此否定其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中华民国的创立者之一,是民初政党政治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之一。与孙中山等同时代人比较,认为宋教仁是民初政党政治身体力行的第一人,也不过分。 [11]

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吴相湘认为,宋教仁一方面努力推进民主政治,同时更力言中国绝不能引用共产主义,且明白指出中国如实行共产主义之种种不幸恶果;因而坚决主张国家社会政策。 [5]

胡汉民则认为:“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 [12]

新中国建立后,1954年,在制定第一部宪法的过程中,毛泽东谈及宪政历史时,还对宋教仁有过贡献的《临时约法》作了历史的肯定,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因此,关于宪政和宋教仁从事宪政活动的革命性、民主性,是无庸置疑的。开启中国近代民主宪政历史,不是宋教仁的过错,而应是他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

祖父:宋业宏(1821年-1850年)

祖母:熊氏 (1816年-1851年)

父亲:宋宗伴(1851年-1892年)

母亲:万氏(1849年-1913年)

长兄:宋教信(1880~1908年)

长姊:早夭

次姊:宋教范(不详)

妻子:方快姐(1877~1918年)

儿子:宋振吕(1900~1936年)

宋教仁著作

作品名

册数

出版时间

出版地

二十世纪之支那

1

1905

东京

醒狮

4

1905起

东京

民报

26

1905起

东京

间岛问题

6

1908

上海

民立报

6

1910起

上海

比较财经学

1

1911

上海

我之历史

6

1920

湖南

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他在发扬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导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草拟资本主义宪政纲领、以议会方式反对袁世凯专制等方面的业绩,是常为世人道及的,而他在25岁之龄,即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做出过杰出贡献。

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东北,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在此期间,也得知日本正在密谋侵吞中国东北领土。在长白山东南,有一块纵十里、宽一里的滩地,历来属于中国。朝鲜谐称之为“垦土”,译音“间岛”。日本早就觊觎这块土地,作为向中国扩张的跳板。日本的报刊大造舆论,硬说“间岛”是“朝鲜的属地”。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当局向该地派出警察,设立了派出所,受日本参谋部操纵的长白山会,也在为日本侵吞“间岛”制造假证据。

宋教仁闻此义愤填膺,通过日本友人片山潜介绍,装扮成日本人,假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他在这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了第一手资料,还将长白山会制造的全部伪证拍照携归。路经朝鲜时,宋教仁到汉城图书馆,查阅了各种有关资料。随后又返日本,在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图籍。经数月努力,宋教仁在缜密考证基础上,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宋教仁援引了大量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地理文献典籍和公私记载,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论证“间岛”地区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中国设官管辖之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间岛问题》书成后,日本当局深恐清政府以此为据,戳穿其编造的伪证,先是离间,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迫害他的清政府;后又以巨款购买该书版权。但宋教仁富贵不淫,拒卖书稿,以民族大义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

7月,中、日就“间岛”问题进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当然不能说“间岛”地区主权的捍卫全在于宋教仁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在“间岛”谈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为此,人们在论及此事时,谓之为“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

袁世凯曾致电驻日公使馆赠送宋教仁二千日元,为宋婉拒。他说:“吾着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袁世凯约宋回之涉,他也未予接受。据说慈禧太后曾拟赏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绝。他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 ,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宋渔父先生史谭》)自此以后,日本官方将他看作中国派来的密探,而留日学生中有人骂他卖党交结官吏。处身内外夹攻的困境中,他不以为意,不改初衷。

第一次是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与部分开国元勋,主张一定要袁世凯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以对袁世凯进行钳制。可另一些革命元老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互不相让。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争论这个问题,一人提议,干脆让黄兴带兵北上,以迎袁为名,将其北洋军消灭掉。宋教仁不赞成这样做,他说北洋军有重兵把守直隶、山东,革命军根本无法北上。他的话音刚落,同盟会元老、广西才子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他左眼流血不止。马动手兼动口,大骂宋教仁是在给袁世凯作说客,想出卖南京,出卖革命者。 [14]

宋教仁第二次当众挨打,系孙中山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的唐群英所为。唐群英,湖南衡山县人,其夫家与秋瑾的夫家有亲戚关系,因此,唐得以和秋瑾相识。1904年,寡居在娘家的唐群英听说秋瑾已去日本留学,便也乘船东渡。她是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

作为一名女性,唐群英在进行革命活动时,将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争取妇女权益问题上。1912年2月,她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体,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订明“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的条款;4月,她发起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并亲自起草了“实行男女权利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妇制度”等十一条政纲。她还通过办报刊、演讲等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

同盟会是吸收女党员的,但是,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一则由于以英国宪政为榜样(当时英国妇女没有参政),二则由于不少男会员还存有封建思想残余,所以,在国民党新党章中,规定不接收女党员。

这一规定让唐群英不能接受。1912年8月25日,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有一项议程是宣布新党章,宣布一条,说明一条。当说到新党章中规定不吸收女党员时,坐在台下的唐群英冲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结结实实地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

挨马君武的巴掌时,宋教仁还想还手;挨唐群英的耳光时,宋教仁只好捂着面颊退避。 [15]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3月22日不治身亡。多年来,关于宋教仁遇刺案的幕后真凶是谁,一直众说纷纭。近些年来,有些人竟然莫名其妙的认为陈其美为幕后真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此案与陈其美毫无关系,完全是袁世凯栽赃陈其美。事实上,“宋案”案情演变与政局演变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民初政坛各种势力、各种矛盾充斥、交织在一起。旧官僚、旧立宪派以及同中国盟会等各种势力经过分化组合,逐渐形成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他们或依附于袁氏政权,或明里暗里与袁氏抗争。

“宋案”各个环节,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袁世凯以不法手段暗中对付国民党。只不过对案件直接制造者洪述祖、应夔丞而言,他们还试图借袁世凯对付国民党人之机,为各自谋取私利,而不是单纯奉命办事,这就使二人与袁世凯、赵秉钧之关系亦变得不那么简单,使“宋案”案情更加曲折复杂。

透过对“宋案”几个关键人物关系的考索和对案情演变进行详细考证,洪述祖在所有环节中都是重要人物,杀宋之意其实首先便是来源于洪述祖的意图,而后唆使应夔丞派人实施的暗杀。“宋案”发生于临时政府即将向正式政府过渡的特殊时期,对袁世凯而言,首要问题是竞选正式大总统,如不能当选,一切皆成虚幻。

为此,袁世凯需要对付势力日益壮大的国民党,故而主导了“宋案”的环节,如调查“欢迎国会团”,收买国民党报馆、议员操弄宪法起草以及构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宋教仁遇刺案发生后,在袁世凯的庇护下,洪述祖藏匿青岛、赵秉钧拒绝出庭应讯,袁世凯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竭力阻止“宋案”的发生冲击其竞选正式大总统选情。因为袁世凯知道,自己主导了收买国民党报馆、议员操弄宪法起草以及构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案情,而袁世凯正是在构陷阴谋未果之下,派洪述祖先后以“毁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唆使应夔丞杀害了宋教仁。这些丑闻一旦在法庭上曝光,对袁世凯的“民主”形象将是沉重的打击,他竞选正式大总统的前景将很可能变得不妙。因此,袁世凯无论如何不会允许洪述祖、赵秉钧二人出现在法庭之上。这样,赵秉钧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袁世凯维护自身利益的牺牲品。 [16-20]

至于近些年来,有些人竟然认为陈其美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这纯属无稽之谈。

陈其美主谋刺宋的证据,是一篇被冠以“北京国务院声明”的无出处史料。该“声明”称,陈其美假借应夔丞之手刺杀宋教仁,并嫁祸袁世凯。陈其美还贿赂司法人员篡改供词,并将武士英毒死。应夔丞已经被从租界引渡到上海当局,处境十分危险。

该史料一些语句的语气,诸如“幸厅长尚未允诺”、“裁判所转移之事,不知是否为法律所许”、“此皆应(应夔丞)亲告其所延之律师”等,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国务院公文中。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档案中发现一封手书残信,该信仅残留最后一页,内容与“国务院声明”中最后部分吻合。残信并无“国务院声明”字样,却在末尾写有 “乞公与当道酌之。名心叩”。可见“国务院声明”应该是应夔丞党羽写给某人的信件,希望政府将应转移出上海。捋清“国务院声明”的来龙去脉后,可以该信件内容多为谎言。信件中还称武士英在公堂上承认陈其美为主使者,陈其美此后将供词篡改。事实是宋案为租界司法机构公审,各方均派代表或律师,公堂众目睽睽之下,篡改供词记录,不可能堵住现场旁听者的悠悠众口。《国报》上出现的言论,是袁世凯为了嫁祸陈其美而编造的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在《辛丙秘苑》中称:宋教仁北上前,曾接受陈其美和应夔丞宴请,期间陈其美问宋教仁如何组阁,宋教仁称“唯大公无党耳。”应夔丞认为宋教仁叛变国民党,欲掏出手枪,被其他宾客阻拦。一同赴宴的沈翔云告诉袁克文,陈其美和应夔丞对宋教仁极度不满。袁克文还称,应夔丞与陈其美设计了刺杀宋教仁的方案。但参加民初国会选举的国民党是宋教仁一手组建的,政党内阁亦是宋教仁的核心思想,宋教仁不可能说出“大公无党”。应夔丞为共进会成员,并非国民党人,也不认识宋教仁,然而在袁克文的故事中,应夔丞却是国民党员,甚至是可以和宋教仁、陈其美一起吃饭讨论政局的人,这纯属杜撰。陈其美主谋杀宋的说法,完全是袁世凯及其党羽构陷、再经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杜撰情节。 [21]

桃源故居

宋教仁故居(出生地,现已重建)坐落在桃源县漳江镇渔父村,该村风景优美、秀丽,故居毁于十年动乱,对这位近代民主革命家,桃源县委县政府拟在县城重建渔父祠,以为纪念。

鬯春堂

宋教仁故居(鬯春堂,位于北京动物园):在北京动物园最西端,游客罕至的绿荫深处,有一座欧式巴洛克风格的精致小巧的两层洋楼,这就是清末慈禧太后往来于大内皇宫与“夏宫”颐和园之间的行宫畅观楼。与畅观楼遥对,是清乾隆时期乐善园的遗存建筑鬯春堂。鬯春堂灰色筒瓦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四面回廊,周围假山环抱,古槐遮荫。这清幽静谧的楼房,曾住过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国民党的实际组建者宋教仁。

辛亥革命后,畅观楼曾作为北平农事实验场及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袁世凯当政时期,畅观楼一度成为国民党先贤在京秘密串联抗袁人士组织政党内阁、实现真正共和的重要活动场所。因此,畅观楼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许多名人先贤驻足的痕迹。1916年6月,为纪念宋教仁,人们特地在鬯春堂与畅观楼之间建造了一座高约2米的宋教仁纪念塔。纪念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现只余一座两层的塔基。

1924年6月,在上海闸北群地百余亩建成宋公园(现名闸北公园),葬宋于园内,墓呈半球形,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顶塑一展翅雄鹰,象征先烈革命的凌云之志,四周遍植龙柏,绿树成荫,庄严肃穆。墓前方立有宋教仁先生的石雕像,作支坐侧思状,下为石座,石座上有章太炎的阳篆“渔父”二字,于右任撰书刻铭: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22]

白话文翻译如下:

先生的死,全天下的人都感到惋惜。先生的行为,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又要如何记载呢。照实写下吧?实写有人会杀了我。扭曲事实写出来吧?这样连天都要杀我。哀叹你在九泉之下的泪水,天下人流出的鲜血,我所写的墓志,都将成为那国贼的铁证。我把它刻在空山的石碑中,期待将来有一部好的史书,将史实刻在各位的心中,将证据永存于天地。叹息!

宋教仁逝世后,社会各界纷纷表示痛心惋惜,当时许多名人纷纷题写挽联,一时蔚为大观。以下列出主要的几条:

孙中山(两幅)

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

五丈原,一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

章太炎

愿君代彗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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