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

笔筒: 用陶瓷、竹木、等制成的筒形插笔器具。笔筒是搁放毛笔的专用器物,据文献记载,它的材质有镏金、翡翠、紫檀和乌木,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传世器物,大多是用瓷或者是竹木制作的。具有收藏价值。

词目:笔筒

词义:用陶瓷、竹木、等制成的插笔用的筒。

指筒形插笔器具。

三国 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取桑虫负之於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红楼梦》第四十回:“案上堆着……各色笔筒。” 清沈复《浮生六记坎坷记愁》:“因是於行囊之外,转得吾父所遗图书、砚台、笔筒数件。”

笔筒是文房用具之一。为筒状盛笔的器皿,多为直口,直壁,口底相若,造型相对简单,没有大的变化。笔筒产生的年代已不可考,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螟蛉有子》:“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其所说笔筒是否为今日笔筒,不得而知。从传世品来看多为明代中晚期之物,墓葬出土之物,亦不见有宋元笔筒。明屠隆文具雅编》:“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余不入品”。明文震亨《长物志》:“笔筒,湘竹,榈者佳”。故有笔筒为晚明之物一说,但查宋无名氏《致虚杂俎》:“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似乎笔筒的年代应起码推至宋代。由于此系文化史范畴,故这里不加以论述。

瓷质笔筒应该产生于宋代:故宫博物院陶瓷鉴定专家 冯先铭先生在【中国古陶瓷图典】中说“笔筒,文房用具,插放毛笔之用,始见于宋,流行于清,器型似筒状。宋代笔筒口径较小,传世不多”。?

笔筒是一种最为常见的置笔用具,一般呈圆筒状,材质多样,可见竹、木、、漆、玉、象牙、紫砂等,是文人书案上的常设之物。在古代,笔筒以其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笔筒的制作除了材质的不同,绘画技法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二十世纪初期,江西景德镇的瓷画艺人对传统粉彩画法加以改造,用粉彩原料在瓷器上绘制中国画,形成了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瓷绘名家流派。余文襄,又名恂松,别号华舜,斋名“清平画室”“名泉古屋”,师承“珠山八友”之一的何许人,擅长绘画雪景。他的雪景画构思严谨,极富诗意,被誉为“雪景大王”。

笔筒是中国古代除笔、墨、纸、砚以外最重要的文房用具,大约出现在明朝中晚期。笔筒因使用方便,很快就风靡天下,至今仍盛而不衰。

记载笔筒较多的是明代的文献;据《天水冰山录》{己载,查抄明代一代权相严嵩(1480年至1567年)家产的清单上,列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等。

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屠隆的《文房器具笺》笔筒条日:“(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文、屠二人皆为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对当时的文房器具多有记述。只是二人钟情于竹木的雅洁,对其他质地的笔筒关注不够。

综上所述,对笔筒的明确汜载始于明代,实物方面,我们看到的笔筒多为明清以后的制品,传世的所谓宋代笔筒并不确切。故从实物和文献两方面看,笔筒应该出现于明代中晚期,并且很有可能始于竹笔筒,自此以后,成为中国置笔最主要的用具。

老笔筒材质多样,有瓷、木、竹、漆、玉、牙、紫砂等。清三代(康熙、雍正、乾隆)以前的瓷笔筒,因存量很小,一直是藏家追寻的目标,但晚清和民国时期出产的瓷笔筒存世量还很大。从年代上讲,康熙笔筒属藏家难得之物,市场上大量带康熙款和画风的瓷笔筒其实大多为晚清同治、光绪年间仿造,鉴定两者区别,需要从釉色、造型、画意笔法仔细研究。

瓷笔筒除了要看胎、釉的质量外,主要看瓷画的水平和青花的发色。瓷画水平不同,价格会有天壤之别。在瓷笔筒中,以人物图案为主的青花笔筒价格比山水图案的高。比如在2002年北京拍卖会上出自名家之手的人物图案笔筒,起拍价基本上在2万元至3万元以上,精品甚至能拍出20万元以上的高价,木笔筒的主要材质有黄花梨、紫檀鸡翅木瘿木榉木等。鉴别木笔筒除了要懂材质外,还应熟悉雕工刀法。社会上流行着一种错误观念,认为但凡木质器具,只要是硬木,就是好东西,其实不然,对于木笔筒还应从工艺水平、年代早晚等方面综合评估,用料的高档与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象牙笔筒和玉质笔筒较为少见,其价值也很高,鉴定方法与一般鉴定玉器、牙雕的方法相似,也可按其时代风格,表面包浆,雕工技艺依次鉴定。

市场上一般木笔筒的成交价大约在200元至500元左右,一些清代的竹、漆笔筒的价格大约在4000元至1万元不等。老笔筒中还有成交价过百万元的。中国嘉德2004年春拍上,明末清初青花《婴戏图》大笔筒以121万元成交。北京翰海2004年拍卖会上,清康熙青花《竹林七贤》笔筒成交价高达110万元。它们的高价成交,说明了以木质、竹质、玉质等雕刻为主的笔筒中,除了笔筒本身的质地,最重要的就是雕工。

清代的笔筒中,从存世的情况来看,瓷笔筒是仅次于竹笔筒的,品种涉及青花、青花釉里红釉里红墨彩、五彩、粉彩、斗彩、单色釉等。其中,康熙的青花、雍正的墨彩和乾隆的粉彩笔筒,体现了各朝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从器型上看,清早期(顺治、康熙),某些笔筒还保留了明代笔筒上下均略撇的特征;清中期后,笔筒多为直身圆筒。从纹样看,有山水人物、花鸟、松鹤、百寿字等,但以山水人物故事为多,如虎溪相送、竹林七贤、春夜宴桃李园等。此夕池有少量的玉笔筒和象牙笔筒,这些笔筒大多通景,以深雕、镂空和阴刻技法琢制山水人物等纹样,人物与景色相配,纹饰精致,层次丰富,布局繁密,立体感强。

从形制上看,到了清朝,笔筒的形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顺治年间的笔筒一般体形较高,平底无釉,:胎体厚重。到了清康熙年间,则体形略为降低,胎壁适中,底中央有一小圈下凹,涂白釉,凹圈外平坦,向外施一圈白釉,向内边的一圈则无釉。这种底形看上去似一玉壁形,所以,人们称之为“壁足”。到了清雍正、乾隆以后,笔筒则变得胎体略宽,胎壁也略薄,其底也由“平底”、“壁足”改为“圈足”。

笔筒从明末至清一直盛而不衰;成为古代文人墨客们案头工具中不可替代的美器。如今,精美的老笔筒早巳成为收藏市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据文献记载,三国时已有笔筒。吴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之《螟蛉有子》篇云:“取桑虫负之於木空中,或书简笔筒中,七日而化”。虽然文中没有言明笔筒的材质,但从桑虫放的地方,一为木空(木),二为书简(竹、木)推论,笔筒也应是竹木之质。但是三国的笔筒与后世的笔筒是否一样,汉代出土的竹笔筒或可窥得其形。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周氏汉墓各出土一件竹笔筒。金雀山汉墓的竹笔筒两端穿透,筒身镂有八孔,筒身中间及两端有三道皮箍,笔筒涂黑漆,出土时,笔筒里置有竹笔。筒身上的镂孔是为了便于取笔。由此可知,汉代的笔筒是一个镂孔的细竹管,笔完全置于其中,与后世圆筒状插笔的笔筒有很大不同。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提到的笔筒,可能也是这种形状,细竹管状的笔筒似乎更适合放桑虫。宋无名氏所作《致虚杂俎》言:“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班;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王献之把玩斑竹笔筒被传为文:人雅事,只是《致虚杂俎》为后世追记之作,记载东晋王献之有斑竹笔筒存疑。

明清笔筒传世品极多,虽形制变化不大,但材质却颇为丰富。有竹、瓷、木、铜、象牙、玉、水晶、端石、漆等。从装饰方法上看,有刻、镂、雕、绘等,以瓷笔筒为例,有青花、五彩、粉彩、三彩、颜色釉等。笔筒为文房用具中器型变化最小,装饰方法最为丰富的品种之一。

明代以前传世的竹刻器物甚少,一则是缺少知名的刻工,二则有些器物上没有刻工姓名,加之竹制品本身不易保存,难以见到出土之物,故具体年代极难定夺。明代中叶之后,竹刻名家辈出,竹刻器物由实用型开始向实用和欣赏二者兼备的类型转变,竹笔筒也在此时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收藏者的心爱之物。明代竹刻名家有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以浮雕和圆雕的深刻法创竹刻嘉定派;有〓仲谦,以不事精雕细琢,只就其天然形态稍加斫磨的金陵派。清代竹刻名家有张希黄,创留青竹刻技法,为竹刻浙派的代表;吴之,刻工圆润,尤善浮雕;还有封锡禄、邓浮嘉、周芷岩尚勋、潘老桐等人。就传世的明清笔筒看,有光素器物,不加雕饰以本身的纹理和色泽取胜,朴实无华,素雅大方,但相对来讲,工艺韵味稍差,为藏者所不重。有精心镂雕器物,如竹雕松鹤笔筒,为明代朱松邻所刻。筒式,筒身雕有老松一截,老干横披,瘿节密布。老树旁另有小松,盘旋曲折,松针纤细,枝叶繁茂。刀法洗练剔透,层次分明,重重叠叠,起伏而多变,为明代竹刻之精品。深刻法亦为明代笔筒刻法之一,其典型特征是纹饰全部陷入地之中,有时下剔几达七八层,运刀如笔,玲珑剔透。如竹雕白菜笔筒,为明代竹刻名家朱三松刻制。筒式,色泽棕红,筒壁刻有白菜两棵,叶片或挺或伏,叶脉清晰,一只螳螂伏在菜叶上。其刀法为陷地深刻,菜心陷地最深,线条婉转流畅,颇见功力。明代竹笔筒还有浮雕一种,利用深浅不同的刀法,表现出纹饰的层次感,雕工精细,有古朴典雅之美。竹雕园林人物笔筒为明代典型的浮雕器物,筒式,下有矮足,色泽棕红。筒身用深浅不同浮雕手法,刻画出庭园、花树、山石及人物。刀法粗犷劲挺,人物表情传神。明代竹笔筒中有留青一派,所谓的留青,也称贴簧、文竹、竹簧,经煮、晒、压,胶合或镶嵌在木胎及竹胎器上,然后磨光,再在上面雕刻纹饰,由于簧色洁净无瑕,有如象牙。竹雕仕女笔筒,为明代器物,纹饰采用了平刻浅雕、留青等多种技法,画面简洁明快,虽然从雕琢的工艺上似乎不及镂雕高浮雕精湛,但古朴之中别有韵味。

清代竹刻艺术高度发展,竹刻名家层出不穷,而竹笔筒更是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这也是清代竹笔筒传世品甚多的基本原因。清代竹刻笔筒继承了明代的优良传统,如清初的吴之在继承嘉定三朱的同时,而以浅浮雕突出主题,特别是留空为背景之法深得北魏浮雕之神韵。竹雕御马图笔筒,为吴之所作,外壁以浅浮雕刻出马的身躯,四蹄具有深浅不一的立体感,而阳刻的人物眉眼清晰,动感强烈。特别是马的眼睛嵌入半透明的深褐色犀角,突出了康熙时期画龙点睛的雕刻特征。清代竹笔筒中的透雕工艺极为精湛,画面层次感极强,虽盈握之器,景致深远。如竹雕竹林七贤笔筒,为清初顾珏所作,器身人物众多,神态各异,茂林修竹,小桥流水,刀法精纯,尤其是镂空雕出的竹枝远近有别,更显竹林的幽深,为清代竹刻笔筒中的精品。清代竹刻留青笔筒以大量留白之法表现画面的淡远清秀,在清竹刻笔筒中别具一格。竹雕山水人物笔筒,为张希黄所作,画面疏密相间,构图极为精巧,刀法细腻,线条流畅。天水之间的大量留白,有明清山水画的意境。木制笔筒在明清之际亦较为常见,有紫檀木沉香木鸡翅木黄杨木、红木等。技法与竹雕大同小异,一般来讲,明代木笔筒作工朴素浑厚,刀法遒劲流畅,而清代木笔筒作工精致洁润,刀法细腻,意境深幽。明代木雕名家有孙雪居,其作品甚为罕见。清代有吴之、黄炳勋、朱清父、周芷岩等人。明代木笔筒以紫檀沉香木较为常见,纹饰以花卉居多。紫檀笔筒很少采用较为繁复的镂雕工艺,而是利用本身的色泽、纹理或棕眼加以表现,故显得大方稳重,古朴典雅。紫檀雕花卉笔筒,筒外壁雕有折枝梅花及秋葵,器口沿为花瓣形,整体采用浅浮雕的方法,纹饰简练,刀法圆熟古朴,明代的风格特征十分明显。清代木雕笔筒与明代风格截然不同,雕法更加全面,有去地高浮雕,浅刻及浮雕、镂雕、阴刻综合技法。刀法纤巧细腻。黄杨木笔筒,为吴之所作,筒口呈扁圆形,上下口以红木镶成,与筒身的鹅黄色形成反差。筒身采用去地浮雕之法,画面上人物突出,山石古松高远,四周留有空白。构图虚实分明,纹饰深峻生动,刀法极为精湛,为清代木雕笔筒中的佳作。所谓的浅刻即对纹饰仅以刻划来表现,虽然没有立体感,但在细腻的刀法下纹饰仍有层次感,与透雕有异曲同工之妙。红木刻梅花笔筒,为周芷岩所作,筒身浅刻梅花及题诗句,细腻的刀法使器物上的诗情画意尽收眼中,简洁之中见典雅,平淡之中见奇趣,为明代浅刻笔筒的代表性作品。清代集浮雕、镂雕阴刻于一身的木笔筒较为常见,此类器物集中表现了清代木雕技艺的成熟与高超。如沉香木雕人物笔筒,将竹雕工艺用于木雕,使画面远深近浅,主次分明。清代木雕除上述方法外,还有巧妙利用材质本身的形状,稍加雕琢而成的笔筒,作品少有雕琢,突出天然的韵味。如黄杨木雕梅花笔筒,利用黄杨木树根的形状,稍加雕琢,器身虽仅刻一老梅,几朵梅花,但虬劲之姿极为生动,有古朴高雅之美感。清代的木雕工艺还常用各种名贵玉石、象牙、螺钿等多种原料嵌在笔筒上,具有华贵异常的装饰效果。如紫檀百宝镶嵌花卉笔筒,就是百宝镶嵌工艺的佳作。象牙笔筒明代极为罕见,清代传世品也不多。从风格上看,明代多以刀代笔,构图清新,画面简洁。清代则以镂雕为主,纹饰立体感较强。牙雕山水人物笔筒,为明代器物,筒身为浅刻山水人物图,刀法流畅,人物传神,颇有中国古代白描画的韵味。牙雕龙纹笔筒,为清代器物,筒身镂雕透空钱纹锦地,上浮雕龙纹,雕工细腻精湛,动静结合,精妙美观。明清笔筒除上述材质外,还有玉、雕漆、紫砂、铜等。由于传世品极少,收藏者寡,故不一一介绍。明清笔筒的大宗产品当推瓷器,由于其烧造相对简单,产量高,传世品多,故为广大收藏者所喜爱。瓷制笔筒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但传世品中极难一见,在具体的收藏过程中对此时期的笔筒要慎之又慎,以免上当受骗。由于瓷器的鉴定和断代较为复杂,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远非几句话就能说清,所以,对明清瓷笔筒只能略加论述。天启、崇祯时的瓷笔筒生产量较大,以青花为主,纹饰有植物、动物、人物等。其基本形制为直口,平底,腰微束。如青花人物故事笔筒,直口,平底无釉。筒壁绘有青花人物,直花呈色淡雅,绘工精细。器口器足处有暗刻纹饰为崇祯瓷笔筒的典型特征。清顺治瓷笔筒传世品略少,但器型品种较多,有直口直壁式,束腰侈口式等。一般来讲,前者瘦高,后者粗壮。以青花为主。青花花鸟纹笔筒,为顺治时器物,体型较大,束腰侈口,筒壁有暗刻及青花纹饰。康熙时瓷笔筒的生产达到鼎盛时期,品种极为丰富,有青花、五彩、斗彩釉里三彩及各种颜色釉。纹饰内容广泛,有人物、动物、山水、花鸟、博古等。器型有束腰侈口形、直口直壁形、竹节形、方形等。其典型特征是胎釉结合紧密,胎质细腻。无款者居多,少量有堂名款,器壁上亦见有干支款。雍正、乾隆时期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二阶段,传世品较清初要少,但制作精巧,特别是出现了一些新颖的器型,如六方形、扁方形、双联形等。装饰味道较清初浓郁。如粉彩双联方胜型山水笔筒,为乾隆时笔筒的典型。这一时期瓷笔筒的品种有青花、青花釉里红、粉彩、各种颜色釉地粉彩及单色釉。雍正瓷笔筒的特征是清新典雅,乾隆则富贵华丽,官窑器物多有纪年款,民窑则为干支款或堂名款。嘉庆道光时是清代瓷笔筒生产的第三阶段,仍以粉彩为主要品种,器型以细高为主。纹饰以人物等居多,较为侧重观赏性。此时的另一特点是雕瓷笔筒开始出现,多模仿竹雕器物,以黄釉雕瓷笔筒最为出色。如黄釉雕瓷笔筒,以剔地手法刻出松、石,口沿及底绘成竹节断面痕迹。官窑多有纪年款识,民窑有堂名款或刻工名号。雕瓷的著名工匠有陈国治王炳荣、汤源和等人。晚清瓷笔筒仍较盛行,但质量下降,最典型的特征是胎釉结合不紧密,釉面泛灰,青花浮于器表。多有六字青花款和六字红彩图章款。素胎剔地笔筒,为光绪时难得一见的精品。

笔筒的收藏最好能按不同材质有选择的进行。如竹木笔筒当以清代为重点,因明代器物传世品甚少,价格之昂贵是可想而知的,即便是一般工匠的作品,动辄也在万元之上,而清代传世品较多,可供选择的余地较大。瓷质笔筒当以清早中期为重点,特别要注意的是清末及民国时曾烧造过许多仿康熙、雍正、乾隆时的青花、五彩、粉彩器物,这就需要收藏者在鉴定这些器物时,要掌握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使自己的收藏跃上一个更高的层次。

截取一段适宜的竹子,并且留节,就是一件初创的笔筒,迄今所见最早的一件笔筒是南京博物院朱松邻制松鹤纹竹笔筒。朱松邻为明正德嘉靖年间嘉定派竹刻的开山始祖。松邻其子名缨,号小松;孙稚征,号三松。三世相传,嘉定三朱,声名远扬。所制笔筒参用圆雕、透雕高浮雕诸法,刀法深峻,立意古雅,题材纹样也是以人物故事为多。上海博物馆藏两件明沈大生的竹笔筒,沈氏师承朱三松,以朱氏雕镂法制笔筒,题材亦为人物故事。

见有崇祯年制的,有直口和撇口两种,器壁直筒形或略有束腰,口至底胎体渐厚,器口露胎或施酱釉,题材纹样以人物故事为主。

明万历年间的上海宝山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出有紫檀笔筒,上大下小,素面,口沿处有一周凸起的带状纹,附座,座下承三矮足。传世的明代木笔筒见有筒身浮雕蟠螭、花卉、云龙等。木笔筒中较多见的是浮雕花卉笔筒,构图或简练有致,或丰满厚重而不杂乱;刀法圆熟、流畅而古雅。

另外,明代还有漆笔筒和象牙笔筒传世。兴起于明代中晚期的笔筒在清代大行其道。各款笔筒强劲发展。瓷器、竹木、漆器、象牙、玉器、玛瑙、紫砂、葫芦笔筒,或变化完善,或粉墨登场,成为文人朝夕相处的良伴。

包括有:塑料笔筒 主要是PV之类比较具有韧性的材料

木制笔筒 木制笔筒的材料几乎不限制,主要是考虑因素是脆度不高,同样需要带点韧性的

金属笔筒 金属笔筒主要是以马口铁为主,轻巧而不生锈

竹制笔筒 这个很简单,制作工艺也比较简陋,主要是需要磨边的工艺而已

泡沫笔筒 一般都是比较具有韧性的泡沫材料

陶瓷笔筒 制作精美大方

木制笔筒和竹制笔筒基本是手工艺品,整个过程都可以依靠手工完成,成为了很多妇女的创业首选项目!其他类型的笔筒则需要通过机器来完成,尤其是塑料和泡沫笔筒,很多个成形环节都需要机器来完成,唯独包装和修边的过程是手工可以参与的。

笔筒的设计也十分重要,设计决定着用料和生产的工艺,用料决定着耐用程度,生产则决定着实用,使用方便是笔筒的最大竞争点之一,所以设计笔筒一定要尽量个性化一点,多用用户角度出发。

竹笔筒是清代最为常见也是最主要的笔筒。我们从早中期几位著名的文人竹刻名家吴之周颢潘西凤邓渭所制笔筒来透视一下清代笔筒的整体情形。

吴之,字鲁珍,号东海道人,嘉定人,活跃于康熙年间。所制笔筒从技法上可分为两类:是继承明代三朱雕镂法,用深刻作高浮雕,深浅多层。此类深刻高浮雕笔筒在清代早中期较为多见;二是摹仿龙门石刻的浮雕法,创制出“薄地阳文”,即去地浮雕法,金元钰《竹人录》云:吴之“所制薄地阳文,最为工绝”。由于吴之深明画理,故能在薄地阳文有限的高度上,;表现出画面的远近、层次和透视感。吴之另一手法是在笔筒的局部浮雕纹样,其余部位则去地铲除,留下大片空白(妙用中国书画:“留白”特色),也有在空白处刻字题诗落款的,这样就在笔筒上形成一边景物,一边文字的格局。

周颢(1685年至1773年),字晋瞻,号芷岩,又号雪樵、尧峰山人、芷道人,晚号髯痴,嘉定人,为清雍乾时期的竹刻大家。周颢既是竹人又兼画师,上海博物馆就同时收藏有周颢的竹刻与书画。周颢所制笔筒常以山水、竹石为题材,并且以阴刻为主要技法,刀法纯熟,能以一刀表现纹理的宽窄、长短、深浅,极具画意。笔筒画面的布局有两种形式。一是通景,多为山水题材;二是一边景物,一边文字布局。

潘西凤,字桐冈,号老桐,浙江新昌人,寓居扬州,刻竹于清雍乾年间,潘西凤善以各种技法雕镂笔筒,浅刻、深刻及留青皆佳,所制留青笔筒晕褪变化,如墨分五色,精妙绝伦。又如竹根笔筒(广东民间工艺馆藏),以竹根数节琢制,保留竹根的天然外形,盘根错节,虫蛀斑痕,极尽自然之妙。

邓渭,字德璜,亦作得璜,号云樵山人,嘉定人,活跃于清乾嘉时期。邓渭善镂花卉、人物,更长于刻字,浅刻行楷,书迹秀劲,工整雅致。上述四位为清代早中期最著名的刻制笔筒大师,所制笔筒既有继承明代刻法的作品,又有创新技艺。以他们为代表,清代早中期竹笔筒的风格是:技法上,深刻高浮雕浅浮雕、薄地阳文、留青、深刻、浅刻等无所不备、无所不能;题材上,山水人物、庭园楼阁、花卉竹石、行楷文字等题材成竹于胸,并能以刀代笔,笔到意至,令后世只能望其项背,为中国笔筒发展史上之高峰。

乾隆以降至清末,竹刻制品由以笔筒为主演变为以臂搁、扇骨为多。笔筒雕刻之法也有所变化,深刻高浮雕、浅浮雕、薄地阳文、深刻等已极为少见,浅刻与留青是此时的两种主要技法。总体情况是,此时笔筒无论在技法还是题材上都趋于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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