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中华民国时期革命家)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钝初,号渔父,汉族湖南常德市桃源人。中国“宪政之父”,与黄兴孙中山并称,主持第一次改组国民党。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

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终年三十一岁。 [1]

光绪八年(1882年),宋教仁出生在湖南常德市桃源。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岁的宋教仁进入私塾读书。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7岁的宋教仁升入桃源漳江书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翌年入学,在校期间,由吴禄贞等人组织的革命团体在武昌花园山的聚会吸引了他,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并走上了反清革命之道路。 [2]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八月,结识黄兴,成为挚友,不满清政府统治,倾向革命。11月4日,偕黄兴,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共同成立华兴会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华兴会在长沙成立,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同年12月13日,宋教仁抵达日本。后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创办革命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入读日本法政大学;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曾一度回中国,企图在东三省建立反清政治力量,但不久就再次去日本。期间,根据其侦探结果编纂《间岛问题》一书,为清政府日后保护图们江间岛地区做了有力证据。 [3]

宣统二年(1910年)底,宋教仁从日本返抵上海,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

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亲任总务干事。他亲自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极发展中部总会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推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革命进程。

1904年11月,宋教仁东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在留日期间,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特别感兴趣,广泛地阅读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他还翻译了各种文稿,有《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等等。宋教仁从这些翻译工作中,系统地掌握了理论知识,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有利于他深入地研究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这对他后来从事党政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4]

1913年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2月15日抵达上海,寄住在同孚路21号黄兴家中。在国民党选举胜利并且有望组织责任内阁的情况下,孙中山并没有与宋教仁就相关事宜进行直接磋商,反而经过与袁世凯中央政府的密电协商,2月10日乘山城丸赴日本进行并不急切的考察访问。

1913年2月19日,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表演讲,更加明确地撇开孙中山发明的五权宪法而大讲他自己三权分立的宪政设想:“讨论宪法,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应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及权限应如何规定,是皆当依法理,据事实,以极细密心思研究者”。接下来,他再一次以激烈言辞全盘否定袁世凯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认为只有国民党方面出面组织的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的“医生”。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的主持经营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共和党得120议席,统一党得18议席,民主党得16议席,跨党者得147议席,无党派26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共和党得55席,统一党得6席,民主党得8席,跨党者38席,无党派44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绝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权预期和政治热情。 [5]

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正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首身份组阁之际,同年(1913年)3月20日22时45分,被洪述祖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当时在火车站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急救。在医院中他向于右任留下遗嘱:

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他并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最后希望袁世凯能够竭力保障民权,自己则虽死犹生。

手术后,情况没有好转,大小便中出血严重;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延至22日凌晨4时48分不治身死,年仅31岁。身故后,范鸿仙拍下宋教仁遗体的照片,今宋教仁墓安于上海市闸北公园。 [6]

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他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

主张原因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目的就是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 。有论者认为孙宋二人向来不睦,宋不愿看到孙任总统后大权独揽,而坚持责任内阁制而对其进行掣肘。但是,从当时的情形看,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着防范袁世凯的意图。因为当时革命党高层已经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要拱手让与袁世凯。宋教仁对袁世凯素无好感,不相信袁世凯真心赞成民主共和,而当时革命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实行责任内阁制,使“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 当时,举袁世凯为总统几乎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若实行总统制,政权则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若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将集中于内阁,革命党人还有机会通过议会竞选来控制内阁。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他曾说:“现在组织临时政府,肇造共和政体,要不是由我们党人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革故鼎新,就不足以谈政治的改革。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那里可以跟他们谈革命,讲民主?‘以涂附涂,未见其有济也’。我认为组织政府之初,应该全用革命党员,不用旧官僚。” 宋教仁深知,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权,必须保证革命党人在政府中的绝对领导权。可是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各省有很多在旧官僚、立宪派人的控制之下。对此宋教仁很不甘心,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初期,他还采取措施试图削弱黎元洪的影响。他希望凭借责任内阁制,将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牢牢掌握在革命党手中。

公开阐释

宋教仁开始公开地有针对性地抨击时政和阐释他的政治观点,应当始自1905年。由此至武昌起义爆发,他先在日本留学,后归国任《民立报》主笔,公开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时政,分析国际形势。其时清政府正在内外交困的局势下“预备立宪”,在不危及当权者统治权的前提下进行小心翼翼的改革。这些政治革新走的是维新派改良派的路线,客观看来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在已经系统化学习过西方政治理念的宋教仁看来,这些小脚女人似的改革与其说是向西方学习,不如说是清政府拿西方人的政治工具来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揭开清廷立宪“虚假的面纱”。

清政府初有立宪之议,宋教仁便明确指出,清廷不可能真正搞立宪。因为立宪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国民权利义务平等是清廷无法做到的。清朝定制,汉人都要缴纳地丁粮,而满人非但没有纳税负担,反而由政府以地丁粮供养他们,这怎么能做到义务平等呢?清朝的另一个定制是政府官吏基本上满汉平均,有的部门甚至为全部为满人所操纵,而全国人口满人只占汉人二百分之一,这怎么能做到权利平等呢?因此,在这种满汉极端不平等的情况下,清廷决不能实行立宪,即使实行也是假货。

1911年4月,宋教仁到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时,起草了大量的文告和法律文件,即欲把所学的西方各种政治制度付诸实践。今天我们已无从知道这些文件的内容了,但在宋教仁不久后所写的《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一文中可以看到他政治理想的第一次比较具体而完整的表述:“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 同年8月,英国上院多数通过“国会法案”,上院基本失去了对法案的否决权,英国贵族进一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沿续数百年的两院制最终转变为实质上的一院制,实为民主政治的一大进步。宋教仁随即在《英国之国会革命》一文中论道,英国作为君主立宪的母国,也在逐步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化,难道还不能看出世界政治转向民主政治是大势所趋吗? 可以看出,这时的他已坚信君主制势将被民主共和政制取代。

在宋教仁政治理念中,无疑是溶入了这种议会至上和内阁负责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 “国势之盛衰强弱,全视其运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为准,而内阁则尤众机关之总汇,行政之首脑也。” 他认为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制约,才算是理想的政体模式。内阁制在总统和总理之间的职责权限上进行了制度化的规范制约,而不是指向当总统的某个人和当总理的某个人。他坚信责任内阁制必将导致良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

宋教仁作为清末民初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不仅在政治上多有建树,且于经济领域亦不乏见地,其中,均势外债方面的识见就是重要体现。

主张原因

宋教仁对于外债并不排斥,他曾言道:“盖以吾国今日之状况论之,资本缺乏,产业幼稚,国民经济枯槁之现象,已达于极致。各国投资贷款之来,虽由于其经济的侵略政策,而吾苟能谙于管理之法,使用之途,与夫一切关于财政之准备,亦未尝不可利用之,中国外债仅十六万万,视各国为最少,此事并无损国家主权。民国将来不但本年须借债,从此六七年中均不可免。此时先逐算每年应借若干,作何用途然后渐次整备,亦不难利用外债以强国。” [4]

宋教仁之所以提出均势外债主张,与当时的形势息息相关。清末的中国,列强之间已然形成连鸡之势,这为中国推行均势外债政策提供了机会,“彼等之争先恐后而来投资或贷款者,既非一国,而其间又往往有互相疑忌争夺之事,则苟有一国垄断其利,而破坏各国均势之局者,其他各国必不能默尔而息,此亦势之所不得不然者。有此连鸡之势,互相牵制,此正吾国善有以自处之一机会也;不特有以自处而已,更宜进而为牵制各国之动力,使各国不得不成连鸡之势,以长久维持均势之局,此尤为吾国今日外交之要诀,而借债亦当如是者也” [4]

公开阐释

宋教仁的对于均势外债观是这样解释的:“所谓均势者,非各国在满洲之均势,乃言各国在中国全土所得之现在势力约略相当,且以维持不变相约,以保其平均也”。宋教仁对外债问题关注三点:一是管理,二是用途(目的),三是选定债权国(均势)。三者之中,均势乃其中的重中之重。“夫吾人非反对借外债者也,且极主张借外债者也,惟以管理债款之方法,使用债款之目的,与夫选定债权国之政策,皆非审慎周详,以研究其真正利害,而后逐绪行之不可。而现政府皆不足以语此,故素昔不敢主张现政府之借外债,今则已矣。彼竟借最危险之外债矣,其管理方法,使用目的,已足病国,固不俟论,而其最可恶者,则选定债权国政策,直是全昧于国际形势,开门揖盗,以断送四百余州之运命,故吾国人不可不深恶痛绝之也。” [4]

宋教仁是一位颇有争议的清末民初时期的政治人物。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投身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建设,并从中传播西方政党观念,组建政党,推行政党政治,虽在民初过分注重议会竞选,却也不可藉此否定其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中华民国的创立者之一,是民初政党政治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之一。与孙中山等同时代人比较,认为宋教仁是民初政党政治身体力行的第一人,也不过分。 [8]

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评点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

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

吴相湘认为,宋教仁一方面努力推进民主政治,同时更力言中国绝不能引用共产主义,且明白指出中国如实行共产主义之种种不幸恶果;因而坚决主张国家社会政策。 [2]

胡汉民则认为:“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 [9]

新中国建立后,1954年,在制定第一部宪法的过程中,毛泽东谈及宪政历史时,还对宋教仁有过贡献的《临时约法》作了历史的肯定,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因此,关于宪政和宋教仁从事宪政活动的革命性、民主性,是无庸置疑的。开启中国近代民主宪政历史,不是宋教仁的过错,而应是他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

祖父:宋业宏(1821年-1850年)

祖母:熊氏 (1816年-1851年)

父亲:宋宗伴(1851年-1892年)

母亲:万氏(1849年-1913年)

长兄:宋教信(1880~1908年)

长姊:早夭

次姊:宋教范(不详)

妻子:方快姐(1877~1918年)

儿子:宋振吕(1900~1936年)

宋教仁著作

作品名

册数

出版时间

出版地

二十世纪之支那

1

1905

东京

醒狮

4

1905起

东京

民报

26

1905起

东京

间岛问题

6

1908

上海

民立报

6

1910起

上海

比较财经学

1

1911

上海

我之历史

6

1920

湖南

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他在发扬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领导推翻帝制的武装斗争、草拟资本主义宪政纲领、以议会方式反对袁世凯专制等方面的业绩,是常为世人道及的,而他在25岁之龄,即为中国领土的完整做出过杰出贡献。

1907年春天,宋教仁到东北,联络当地反清武装力量,在此期间,也得知日本正在密谋侵吞中国东北领土。在长白山东南,有一块纵十里、宽一里的滩地,历来属于中国。朝鲜谐称之为“垦土”,译音“间岛”。日本早就觊觎这块土地,作为向中国扩张的跳板。日本的报刊大造舆论,硬说“间岛”是“朝鲜的属地”。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当局向该地派出警察,设立了派出所,受日本参谋部操纵的长白山会,也在为日本侵吞“间岛”制造假证据。

宋教仁闻此义愤填膺,通过日本友人片山潜介绍,装扮成日本人,假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他在这一带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了第一手资料,还将长白山会制造的全部伪证拍照携归。路经朝鲜时,宋教仁到汉城图书馆,查阅了各种有关资料。随后又返日本,在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文献图籍。经数月努力,宋教仁在缜密考证基础上,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宋教仁援引了大量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地理文献典籍和公私记载,并运用自己丰富的国际法知识,论证“间岛”地区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中国设官管辖之地,揭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间岛问题》书成后,日本当局深恐清政府以此为据,戳穿其编造的伪证,先是离间,劝说宋教仁不要帮助迫害他的清政府;后又以巨款购买该书版权。但宋教仁富贵不淫,拒卖书稿,以民族大义为重,向清政府提供了有关资料。

7月,中、日就“间岛”问题进行交涉。清政府因有宋教仁的书稿,使日方制造的谎言和伪证难以成立,被迫放弃侵吞阴谋。当然不能说“间岛”地区主权的捍卫全在于宋教仁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在“间岛”谈判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正因为此,人们在论及此事时,谓之为“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

袁世凯曾致电驻日公使馆赠送宋教仁二千日元,为宋婉拒。他说:“吾着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袁世凯约宋回之涉,他也未予接受。据说慈禧太后曾拟赏他四品京官,他也加以拒绝。他说:“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 ,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宋渔父先生史谭》)自此以后,日本官方将他看作中国派来的密探,而留日学生中有人骂他卖党交结官吏。处身内外夹攻的困境中,他不以为意,不改初衷。

第一次是1912年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决定推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与部分开国元勋,主张一定要袁世凯离开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职,以对袁世凯进行钳制。可另一些革命元老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互不相让。一天,大家又聚在一起争论这个问题,一人提议,干脆让黄兴带兵北上,以迎袁为名,将其北洋军消灭掉。宋教仁不赞成这样做,他说北洋军有重兵把守直隶、山东,革命军根本无法北上。他的话音刚落,同盟会元老、广西才子马君武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他左眼流血不止。马动手兼动口,大骂宋教仁是在给袁世凯作说客,想出卖南京,出卖革命者。 [11]

宋教仁第二次当众挨打,系孙中山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的唐群英所为。唐群英,湖南衡山县人,其夫家与秋瑾的夫家有亲戚关系,因此,唐得以和秋瑾相识。1904年,寡居在娘家的唐群英听说秋瑾已去日本留学,便也乘船东渡。她是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

作为一名女性,唐群英在进行革命活动时,将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争取妇女权益问题上。1912年2月,她联络湖南的女国民会、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等团体,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订明“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的条款;4月,她发起成立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并亲自起草了“实行男女权利平等”、“实行普及女子教育”、“实行一夫一妇制度”等十一条政纲。她还通过办报刊、演讲等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

同盟会是吸收女党员的,但是,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一则由于以英国宪政为榜样(当时英国妇女没有参政),二则由于不少男会员还存有封建思想残余,所以,在国民党新党章中,规定不接收女党员。

这一规定让唐群英不能接受。1912年8月25日,由同盟会改组而成的国民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有一项议程是宣布新党章,宣布一条,说明一条。当说到新党章中规定不吸收女党员时,坐在台下的唐群英冲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结结实实地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

挨马君武的巴掌时,宋教仁还想还手;挨唐群英的耳光时,宋教仁只好捂着面颊退避。 [12]

袁世凯的第一反应

据章士钊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闲谈中,袁世凯意指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章士钊闻之不满,愤然辞出。

孙中山的第一反应

宋教仁案发生时,孙中山正在访日。1913年3月21日孙中山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在黄兴家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孙中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孙中山10年后回忆当时情景,“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13]

赵秉钧的第一反应

据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回忆:1913年3月21上午,赵秉钧正主持国务会议。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却突然闯入报告:前门车站收到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宁车站遭枪击,伤重恐难救活。赵闻讯面色大变,猛然站了起来,以手掌击手背,环绕会议桌一个劲地兜圈,一面反复喃喃自语: “这一下腌杂了。人家岂不要说我打死了钝初吗?岂不要说卖友吗?我还能算人吗?”

黄兴的第一反应

据说开枪时,黄兴正在现场,于是他将宋教仁扶住说:“我们一方面将宋教仁先生送到附近医院,另一方面迅速派人追捕凶徒。”宋教仁手术出来后,住在单间病房。黄兴代拟一电文,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临终前,“宋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睹此心痛,用双手扶着宋的臂膀,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黄兴痛哭失声。”

在悼宋教仁的挽联中,黄兴严斥 “凶手”:“前年杀吴禄贞,再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黄兴在挽联中所说的“今年”是民国3年,即1913年,于这年3月22日死,4月13日召开追悼大会,黄兴因病未参加。

凶手很快落网,警方追查凶手为一个22岁的失业军人、流氓兵痞武士英。侦查、抓捕、取证、审讯,牵涉出包括拥有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和江苏驻沪巡查长头衔的青帮大佬应桂馨内务府秘书洪述祖(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内阁总理赵秉钧等人,武士英承认子弹是从他的枪膛中射出的。先供述受应桂馨指示,后又在法庭翻供称系个人所为,否认见过应桂馨。后来突然传出凶手暴毙上海狱中的讯息,各方猜测应属中毒,赵秉钧被迫辞去总理。

1914年1月,应桂馨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酬,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时在天津的赵秉钧曾为之抱怨,不久在家中突然死亡。以致于案情更为扑朔迷离。洪述祖后被抓获,被判处绞刑

一个毒杀凶手的馒头,将一个举国瞩目的政治大案划上了句号。从此,关于宋教仁案幕后的元凶就成了一个谜。 [14]

有毒的子弹结束了宋教仁年轻的生命,但是从没有结束“是谁杀了宋教仁”的疑问。

百年来,以上诸位“第一反应者”都被放在显微镜下一一过目。曾经板板钉钉“证据确凿”的嫌疑者最后似乎也不那么“证据确凿”,曾经慷慨激昂的同志却在怀疑者的笔下显得“疑点重重”:

袁世凯杀宋说

据说袁害怕宋教仁以合法手段取得权利,后见收买不成,便布置歹徒,对宋教仁下了毒手。《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右图)(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中收录了,案发前后,应桂馨和袁世凯,洪述祖来往的电报。电报内容已经赤裸裸说明袁世凯杀宋教仁的意图。

另,《张浦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说: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

但是以当时国民党在国会的得票率,还不能肯定宋教仁一定能够组阁,也就不存在谁怕谁、非要杀谁的问题。何况当时跨党人士比比皆是。引退后的伍廷芳,就被先后拉入11个党。国民党议员的组成也是“什么人都有”。到关键时刻伍廷芳式的议员会投哪个党的票?

宋教仁虽然公开竞争总理,但一直明确主张总统要选袁世凯。而宋死后,国民党内还有孙中山、黄兴这样威望远高于宋的领袖,愤怒的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在正式总统选举中把袁从总统宝座上拉下来是极有可能的,而且国民党当时确实有这样的计划,即所谓“法律倒袁”。所以袁世凯在宋案后非常恐慌,对人说:“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了宋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考虑到激怒国会的严重后果,袁世凯完全没有必要为相对次要的内阁问题冒险刺宋。 [15]

根据现有证据,袁世凯对刺宋是否知情只能存疑,但是根据对民初政局的分析,刺宋并不符合袁世凯的利益,很难设想袁世凯会有这样卤莽的举动。所以,袁世凯是杀宋的主谋的说法也变得扑朔迷离。 [6]

赵秉钧杀宋说

根据在场目击证人和其他人士举报,嫌凶很快就锁定在无业流氓武士英头上,随后又有古董商王阿法举报,短短三天,凶手武士英和他背后的应桂馨双双被缉拿归案。

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案发当晚,武士英回来就说自己有钱了,次日便离开旅社。

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巡查长应桂馨家,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王阿发自然不敢答应,而宋教仁遇刺后,照片见于各报,竟与他所见照片相同,于是报案。

巡捕房立即对应桂馨实施抓捕,并在一家妓院将其抓获,武士英随后也很快被擒拿。巡捕房在应桂馨家中搜获凶器,以及密电码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个。

证据显示,应桂馨策划暗杀了宋教仁无疑,但是这绝不是故事的结局,背后必然还有人。从应桂馨家搜出的密码本上注有“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等字样,而电文内容将矛头指向了国务院秘书洪述祖。3月20日半夜两点钟,即宋教仁被害之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有“所发急电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等语。次日又致电洪述祖称“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16]

从上述证据来看,洪述祖涉案是逃不掉的。更重要的是,上面应的电报,均有“转呈候示”、“请先呈报”、“望转呈”。那么转呈的对象是谁?显然不是赵秉钧就是袁世凯。应桂馨与洪述祖的电文公之于众后,赵秉钧便成了刺杀宋教仁的最大嫌疑人。

4月26日,黄兴致电袁世凯指出“此案词连政府”并认为“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因为“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所以建议“请大总统独持英断”。

4月28日,袁世凯复电黄兴,指出赵秉钧虽接到应桂馨、洪述祖的来电,但并未回电,而3月13日之前往来电文,均为“解散会团及应、洪串谋挟制讹诈各事,词意甚明,与刺宋案无涉”。袁在回电中指出,不能因应与洪的函电就认定赵秉钧是谋杀主犯,他承认应桂馨与洪述祖图谋陷害宋教仁名声一事,并指出只是在3月13日才有“去宋”谋杀之意。赵发给应桂馨的密码本包含了公务成分,如果凭着这一条,不经侦查审讯,仅仅根据应、洪往来函电便将赵秉钧“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确实是“实非法理之凭”。

不久,赵秉钧给上海地方检察厅一封公开信为自己辩护说:“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宋案证据,其涉及秉钧者,惟手书两件,然一为发给密码,一为请领津贴,均属因公”。

而且按照赵宋二总理的交情与利害来说,赵秉钧杀宋说也显得可疑。

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他在唐绍仪内阁期间和宋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住在西直门外的农事实验场,离城十里,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宋总是住在他家,彼此无话不谈。宋离京南下时,欠了5000多元的债,都是他替宋还的。

法庭呈现的“密电”中并不能得出赵参与并赞成杀宋密谋的结论。因为所有密电、信件中最恶毒的字眼是“毁宋”,而“毁宋”不一定就是杀宋,有证据证明之前应桂馨已经搜集了一些试图诋毁宋教仁名誉的黑材料。

主犯应桂馨此人是个两面间谍角色。赵秉钧曾自辩说:我只和他有“书信往来”,他却帮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转抵义丰银行私存,赵质问:“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 [16]

证据显示,赵秉钧确实涉案,但仅以“宋要来做总理,我往哪搁”这种理由去推论,未免过于草率。民国初年,各种制度极其混乱,各种官职也是走马灯似地轮换,仅半年多就换了三个总理。赵秉钧出任总理,还是孙中山和黄兴1912年7月到北京见袁世凯,由黄兴提出的,当时有个人选是国民党的沈秉,黄与国民党员们商议,多数人不服沈,折中出个赵秉钧。在国事未定、国会未开、宪法未定的情形下,总理之职是很虚的,今天你做,明天可能他做,为此杀人,怎么能杀得过来。宋教仁遇刺后,因为舆论反应很大,赵秉钧马上就上了辞呈,

1914年2月26日。赵秉钧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的诡异死亡更使赵秉钧杀宋说变得疑点重重。 [5]

陈其美杀宋说

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由此,陈其美等铁杆拥孙派对宋颇为怀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处处相反。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

俩人政见也大相径庭:孙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主法式责任内阁。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于是,作为国民党内的激进派,陈其美利用孙中山出国之机,在孙中山不知道的情况下,贸然杀宋,以造成既成事实,进而达到一箭双雕的作用:近可以让自己更上一层楼,顺理成章地接孙的班,远可以激发党人国人,发起反袁“二次革命”。

当时袁世凯为稳定政局,正在全国“打黑”,应桂馨出面发起的共进会,也是带有黑帮性质的组织。负责打黑的洪述祖南下之后,应桂馨同他达成交易,愿受政府招安,并自告奋勇承担“毁宋”任务。洪述祖护主心切,“假托政府名义”向应桂馨下达指令,以致回京后秘密函电往来。但应桂馨脚踩两只船,一面跟洪述祖联络,一面向同门大哥陈其美透露了“毁宋”计划,陈其美巧妙利用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毁宋”计划,安排应桂馨和一班党人成功地实施了“杀宋”计划。

当时上海是陈其美势力的大本营,宋案从刺杀到审判都发生此处。和以往刺杀案悬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获却是出乎意料的顺利,几乎要用难以置信来形容。

而凶手武士英在监狱的神秘死亡,似乎也与陈其美有关。当时看守武士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国民党人黄郛的部队。而陈其美、黄郛和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

这一切不禁使人开始怀疑上了陈其美。 [15]

1913年3月27日,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

但是陈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为一个战壕里的同志,而且宋被刺时,陈就在身边,事后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宋案中,虽然陈其美疑点重重,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就是杀宋的幕后黑手。那些宋陈恩怨都是捕风捉影。

余论

宋案已发生了百年,这样的争吵在私底下就从来没有停过。因为宋案当年没有真正经过司法程序开庭审理,二次革命就爆发了,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讲,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谁是真正刺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它至今是个谜。 [15]

桃源故居

宋教仁故居(出生地,现已重建)坐落在桃源县漳江镇渔父村,该村风景优美、秀丽,故居毁于十年动乱,对这位近代民主革命家,桃源县委县政府拟在县城重建渔父祠,以为纪念。

鬯春堂

宋教仁故居(鬯春堂,位于北京动物园):在北京动物园最西端,游客罕至的绿荫深处,有一座欧式巴洛克风格的精致小巧的两层洋楼,这就是清末慈禧太后往来于大内皇宫与“夏宫”颐和园之间的行宫畅观楼。与畅观楼遥对,是清乾隆时期乐善园的遗存建筑鬯春堂。鬯春堂灰色筒瓦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四面回廊,周围假山环抱,古槐遮荫。这清幽静谧的楼房,曾住过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国民党的实际组建者宋教仁。

辛亥革命后,畅观楼曾作为北平农事实验场及国立北平天然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袁世凯当政时期,畅观楼一度成为国民党先贤在京秘密串联抗袁人士组织政党内阁、实现真正共和的重要活动场所。因此,畅观楼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许多名人先贤驻足的痕迹。1916年6月,为纪念宋教仁,人们特地在鬯春堂与畅观楼之间建造了一座高约2米的宋教仁纪念塔。纪念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现只余一座两层的塔基。

1924年6月,在上海闸北群地百余亩建成宋公园(现名闸北公园),葬宋于园内,墓呈半球形,立有“宋教仁先生之墓”的石碑。墓顶塑一展翅雄鹰,象征先烈革命的凌云之志,四周遍植龙柏,绿树成荫,庄严肃穆。墓前方立有宋教仁先生的石雕像,作支坐侧思状,下为石座,石座上有章太炎的阳篆“渔父”二字,于右任撰书刻铭: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17]

白话文翻译如下:

先生的死,全天下的人都感到惋惜。先生的行为,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又要如何记载呢。照实写下吧?实写有人会杀了我。扭曲事实写出来吧?这样连天都要杀我。哀叹你在九泉之下的泪水,天下人流出的鲜血,我所写的墓志,都将成为那国贼的铁证。我把它刻在空山的石碑中,期待将来有一部好的史书,将史实刻在各位的心中,将证据永存于天地。叹息!

宋教仁逝世后,社会各界纷纷表示痛心惋惜,当时许多名人纷纷题写挽联,一时蔚为大观。以下列出主要的几条:

孙中山(两幅)

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

五丈原,一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

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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