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节(现代历史学家)

刘节,原名翰香,字子植。求学期间,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刘节(1901-1977),原名翰香,字子植。温州朔门人。早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哲学系(因参与学潮,被校长江亢虎开除)。遂转入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1926年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该院第二届学生。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1927年以优秀成绩毕业,当时他的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之起源》,后来他留校继续研究。与他同届的有陆侃如王力姜亮夫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语言学家

1928年刘节自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应聘到南开大学任讲师。三十年代初,任河南大学教授。不久,去北京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1935年以后又任教于燕京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浙江大学、成都金陵大学任教。1940年至1944年间,索居于重庆南岸中央大学,专心于古代史研究,生活极其艰苦而失志不移。1946年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五十年代初,任中山的大学历史系主任。1953年杨荣国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一年后,“反客为主”,取刘节之历史系主任而代之。从此,刘节教授执教于中山大学,直至1977年辞世。

刘节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所迷惑,他通过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掌握丰富的古文字学、古金石学,上自龟甲兽骨、殷周铜器陶器上的甲骨铭文,下至秦篆汉隶,六朝碑帖,严加辨析,考释精当。1927年在研究院学习时,写成《洪范疏证》。他成功地运用比较归纳方法,广引先秦典籍及青铜器铭文考辨分析,举出篇中“皇”字之训义、韵语的协韵规则等项确证,论证其撰成必在战国时期,此说后来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梁启超认为,我国的古籍“以《尚书》为最纠纷难理。《洪范》问题之提出,则自刘君此文始”,“可供全世界学者之论难”。”次年作《好大王碑考释》,征引包括历史学、地理学、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考古学等门类的典籍及朝、日文献,详密地考证高句丽国好大王在半岛上扩张过程中有关的国家、部族、城邑、山川的地理位置,以及部族渊源和活动范围等,成绩大大超过前人。1943年著《管子中所见之一派学说》,发掘出《管子》书中的《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四篇是宋一派的著述,并系统地探讨其“白心”说的内容、体系、渊源和演进途径,很受学术界的重视。此后,著有《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中国语言史》,并为顾颉领刚的《古史辨》第5册,撰写《序言》建国后发表于报刊上的专论,汇辑成《古史考存》一、二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史考存》一书,为其主要考证文章之结集。建国后,刘节先生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曾撰《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长文,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封建制度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刘节在学术上的成就,得益于王国维、梁启超,而于陈寅恪,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文人气节上,深受他的影响。在国学研究院时,陈寅恪应刘节等人之请求,于1929年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文。碑文中一段话:“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刘节铭记在心。1949年初陈寅恪到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10月,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转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当时,刘节任历史系主任。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必对老师行传统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

作为一个学者,刘节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终生不移。因此,自五十年代始,他屡遭批判。1955年间开展对胡适的批判。过去与胡适有过往来、接触的学者,忙于检讨、揭发批判胡适思想的危害性。而刘节却公开说:“批判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正因为这种求真和自信,1958年3月陈伯达作《厚古薄今,边干边学》报告,在全国掀趣批判厚古薄今,刘书却在批判会上发言:“科学是求真,无所谓厚今薄古”,“历史的精义也是求真,人类历史之‘真’,并无古今截然对立之分,同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1958年他说:“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一起发疯’倒是真!”并批判大跃进夸夸其谈、浪费劳力,所谓“三年经济困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甚至说:“现在没得吃,不如抗战时的四川。”(《揭穿刘节反革命面目》,《中山大学校报》1966.6.10)

六十年代初,刘节依然旗帜鲜明地发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引来学术界的批判。1963年,全国有影响的报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历史研究》、《文史哲》、《学术研究》分别刊文,批判其“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历史唯心主义”。但这位倔强的学者,从不作违心的检查,人们亦无可奈何。

可是在“文革”期间,却受尽屈辱,遭受60多场的批判。他仍坦然处之,却说“每回批判,我就在心里背诵诗词。会开完了,诗词也就背完了”。刘节在文革期间有《我之信条三则》之作,表达其根本的人生观:“我相信为学同做人当相一致,二者之中如果有了矛盾,必定是其中有一方面的信仰发生动摇。……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做人为学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对于做人为学的兴味如泉之始涌,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要知道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凡是不光明即是无力的表现,学问的好坏全在他的力之强弱上。为学同做人能打成一片,这样的学问才不仅是为谋生的职业,而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真生活。”(杨瑞津编《刘景晨刘节纪念集》香港出版社)

蒋天枢1979年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丁未年末,“红卫兵要抬先生去大礼堂批斗,师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表先生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P180)与《刘节日记》相互印证:1968年1月15日,“上午斗陈寅恪、冯乃超,我去陪斗。”这一天是丁未年腊月十六日,应即蒋先生所说的“丁未年末”的那一天。而刘先生为什么用隐晦之笔写下“我去陪斗”而不直接写“代斗”,也没有记下缺席批斗陈先生的详情,以及他回应红卫兵的话呢?刘先生解放后的日记简之又简,至“文革”日记最少时只得三个字,应该就是为了避免留下文字上的把柄吧。

陈流求、陈美延两位女士发给温州市“刘景晨诞辰120周年暨刘节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2001年12月28日)的贺信中写道:“记得‘文革’中一九六七年(应为1968年)刘节先生曾代表先父陈寅恪去大会挨批斗,批斗者问他有何感想时,刘先生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得到的自然是一顿痛打。在当时的那种情势下,此事确使先父母及我们姐妹永远不能忘怀。而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到刘节先生做人恪守的道德标准。”(杨瑞津编《刘景晨刘节纪念集》P5)刘节先生一生不做欺心之事,不作违心之语。他是那个年代用生命抵抗一切威逼利诱,一生不批孔、不欺师的为数不多的传统的知识分子。

1971年杨荣国成为“评法批儒”的风云人物,刘节与他针锋相对,决不苟同其所谓儒法斗争贯通中国思想史的论点。

刘节当其父亲刘景晨(18811960年1月7日)不幸被错划右派,深知父亲秉性耿直,真言犯忌,不避嫌疑,专程回家看望,以慰老父之心。

1977年7月21日,刘节因患喉癌不治而辞世,终年76岁。

周梦江有《刘节传略》。《刘节日记(1939-1977)》(上下),刘节著,刘显曾整理,大象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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